大约5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蓁蓁丛莽中发现了一种种子上长着洁白绒毛的植物。从此他们开始培育、纺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终于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民生物资，并逐渐传播到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公元一世纪开始，由阿拉伯商人先是将棉布，后是将植物输入欧洲。
几乎是与此同时，棉布和棉花向东传播，陆续进入了中国的南部（海南岛和两广地区）、西南部（云南），又进入了西域（新疆地区）。《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有“榻布”的名称，《后汉书》中也记载有“罽缀白叠，兰干细布”等织物的名称。只是这些名称是木棉还是草本棉花的织物甚至是麻类、丝类的织物，尚在众说纷纭。但至迟在唐初编成的《梁书》中已明确记载了当时西域“高昌国”“多草木，草实章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等到《新唐书》中更是明确记载“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只是，棉花在当时的确是新鲜事物，公元9世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在今北京地区所见到的棉花，还是在花园里被作为"花"来观赏的。
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各种原因难以一一尽数，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历史的。但是缺乏有识之士的发现引进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布业始祖黄道婆对于元代松江地区棉织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正是由于这一点，高台的棉花生产同全国的形势一样缓慢。虽然高台地处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枢纽地段，虽然高台邻近西域，应该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了解棉花及其产品的地区之一，虽然高台处于酒泉张掖绿洲的中段，有着有利的灌溉条件和地热资源。
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农村建设，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教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农家深知百姓疾苦，更因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清明决定着帝国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民间传说，朱元璋因为痛恨张士诚而加重曾是张士诚治下尤其是松江地区的税负，结果导致松江特产的棉布大行于天下。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一个人的头脑发热或灵机一动联系起来，虽然源自于普通百姓的简单化思维，但是个人的尤其是领导人的决定作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史载，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10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高台的棉花首先也是借助于明代初年的经济政策发展起来的。只是因为，明代的高台是边防机构，是高台千户所和镇夷千户所的汛地，民生问题并不是首要问题，毕竟军队的供给主要还在于国家。对于数量不多的随军家属而言，生活问题固然重要，但是衣着不是最重要的。除了军队的供应之外，这里毕竟还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滩大湖多地域辽阔，以畜牧为主，加上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就形成了以皮毛为主的衣着。不过，借力于明代重视农业的时机，棉花的种植传播到了高台是事实。
直到明季易代清廷建立，高台改军营为民地，加上生齿日繁，民生问题成为了高台社会的主要问题，衣食自然首当其冲。正在这时，高台来了周廉周仲隅担任知县，这时是嘉庆二十一（1816）年。周廉是江苏常熟人，在高台任职四年。四年时间不长，可他做了许多事。这许多事中，首推提倡纺织。按道理说，周廉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父亲就在直隶做官，不知稼穑甚至不知民生疾苦，那都不算过分，但是偏偏就是这个公子哥儿的周廉，在高台任职期间，在重视棉花种植的同时，大力提倡纺织，并且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制作织布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将乡间的老妇幼女招入县衙，让自己的妻子亲自教给她们纺织技术。另外的一种说法是，周廉亲自教乡民纺织技术。若依前者，合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男耕女织”的思想。但是依据后者，高台人织布，确实有许多男人在织布，因为女人要纺线，因为那时织布已经成为高台经济的重要支柱。
道光十二年（1832），高台有来了一个蒙古人县令那逊阿古拉，这也是高台的一个奇遇。那逊阿古拉，如果没有重名的话，那应当是道光四年七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的军机章京，其时大约四十岁，何以被调职西北边陲任职县令不得而知。但是一个旗人县令，看到了十年前周廉推广的纺织技术，更看到了这项技术所遭遇到的“瓶颈”——缺乏原料。毕竟高台建县时间不长，在军营基础上建立起来，对农业生产而言，无论基础设施民众意识都有短板。周廉在高台经济发展上开风气之先，为高台经济发展铺好了路，那逊阿古拉接过周公未尽的事业，继往开来，这中间有多少具体的工作已不得而知了。但是，从此，高台的棉花纺织和种植，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自我发育自成体系的有机体。这个体系的自我发展最终在一百年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那逊阿古拉后来调任署西宁知府，后又调任贵德同知，这是后话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高台县知事徐家瑞编纂的《新纂高台县志》记载：“棉，草棉也，一名吉贝。茎高二三尺，叶如掌状，分裂。花黄。结实如桃，熟则绽裂而棉出。近经劝导，农家皆种之。纺纱织布，运销于酒泉张掖等处，颇能获利。唯仍用土机，工多而质劣，不足抵制外货，是在有力者提倡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公、那公百年前的扶持、奖掖、诱导，厥功甚伟，终于让高台人民尝到了果实，虽然不十分鲜美，高台人民百年来的艰苦努力是它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持续不断的扶持鼓励也功不可没。徐家瑞不也说“近经劝导”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对西北各省作考察采访时途经兰州，听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谈甘肃经济时说到：“甘省就有棉花，每株所开花朵及其花絮质、色，颇不亚于陕棉，唯以种子不良，栽培不得法，农民多无棉作经验，鲜知种棉季候之迟早，以致种棉县份甚少，且成绩殊欠优良。据建设厅调查，仅徽县、正宁、天水、成县、高台、敦煌、武都、文县、靖远、皋兰、两当、武山等十二县各有数百亩至一二万亩……今后果能极力推广棉业，纵五办到外销之希望，要能自给自足，则亦已属农村光明之生路矣。”
十九世纪初年的手工技艺偶尔被有心为民生的周廉、那逊阿古拉引入高台，今天看来，其实就是发达地区的一次落后产能的转移。但是适应了高台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不仅扎住了根，而且开花结果，流惠百余年。虽然民国初年徐家瑞就在忧虑“不足抵制外货”，但是，十余年后，抗战前夕，甘省政府仍一力以发展种棉来抑制种烟，达到禁绝鸦片发展民生的目的。直到这个发展方向被战争遏制，被政权更替遏止。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一直走统购统销的路子，农民缺乏生产自主权。所以高台只有少量的用于农民自己生活的棉花种植，加上棉花品种差产量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棉产业的新生，高台县在供销社框架内兴办起棉花公司，引导鼓励农民发展棉花种植，新产品新技术新政策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农民看到了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高台县的棉花又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成立的棉花公司，专门从事落实种植、技术指导和收购工作，成为高台县众多的经济发展的刺激点之一。近年来，因棉花价格下跌，投入增加，棉花种植业又在县境内绝迹，棉花公司也已风光不再，日渐式微，免不了被别家公司兼并改制的后路。 （作者系高台一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