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高台
从1966年到1968年，经过三个年头的文革浩劫，66届、67届、68届“老三届”初中、高中学生数以千万计，他们的出路成为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现实情况严峻，社会动乱，经济萧条，学业荒废，年龄增大，老三届何去何从？
兰州一中的老三届1500名同学，同样面临着分配去向不明的焦虑和人生道路未知的困惑。
1968年11月15日，党和政府发出通知，指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方针，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要坚定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同学们纷纷响应号召，在校园内张贴红色的申请书、决心书、甚至是血书，要求去农村。我也不甘落后，写了申请书张贴出去，要求“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和同学们一样，申请表态，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老三届就有这样的情怀。甚至还有年轻的老师，也要求去农村。
第一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名单，首先公布：赴高台知青大队148人，大队长王纪隆，其中有弟弟王亚隆，同班同学吴幼基、韩先萍、杨静；赴临泽知青大队132人，大队长赵林。
我开始做下乡的准备。先去理发，把学生式的分头改为农民式的平头；穿上母亲做的中式棉装；到军区仓库买处理的皮帽、大头鞋，让自己从形象上像农民，这样去农村，方便接近农民，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所在的高三一班的同学们，到东方红广场合影送别插队同学。原兰州十二中的老同学赵连生，已在兰炼上班，也赶来和我照相留念。母亲闻讯，从千里之外的酒泉赶来，打点行装，叮嘱事项。临洮的小舅，赶制了两只木箱送来，方便我们装东西。
高台县知青办公室主任李大寿来校接人，在全校欢送插队同学的大会上，他介绍了高台的情况和为接待知青所作的准备工作，表示欢迎知青去的心意。
1968年11月28日下午，首批赴高台、临泽的280名知青，有的知青还带着自己在别的学校的兄妹和朋友，在学校大操场整装待发。学校师生簇拥在两旁长满松柏的道路上，敲锣打鼓，欢呼送行。知青的行李装上学校的大卡车送站，知青们列队徒步走向兰州火车站，学校师生和知青家属随行相送，一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绿皮专列上，知青们坐好了位置，放好了行李，忙着打开车窗，伸出头去向车外的老师、同学、家人挥手握别，车上车下到处是泪水、抽泣、哽咽。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起动，车内车外的人们，再也忍不住了，喊着、叫着、哭着、嚎着，响成一片，撕心裂肺。
火车一路向西，车厢里渐渐沉寂下来。我在高台知青的两节车厢里来回走了几趟，一是认认脸，虽是同校同学，还是有不认识的；二是看看行李放好了没有，有没有安全问题。
母亲回酒泉，和我们两个儿子同行。到这时候，我可以静下心来，和母亲说说话。文革中，母亲也受到批斗，工作停了，整天开会被迫检讨、交待问题，还要让揭发领导和同事的问题。母亲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给自己泼脏水，不给别人搞诬陷，因而吃了苦头，最近又被送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继续挨批斗，接受改造。现在，母亲眼看着两个儿子都去了农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心里沉甸甸的。我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家五口，长期分在四处，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没有个头啊！
经过一夜的行进，翻过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天快亮时，车到临泽，临泽知青下火车，车站上锣鼓喧天。一小时后，车到高台站，高台知青下火车。寒风中，我和弟弟与母亲挥泪告别。火车继续西行，母亲一人留在车上，孤零零、空荡荡，流着泪随车走向远方。
高台知青又上了大卡车，将行李顺车放成四排，正好坐人。高台火车站在祁连山北麓的半坡上，高台县城在河西走廊谷地的黑河南岸，相距近30里路，汽车一路颠簸开进城里，人们敲锣打鼓，分列在路两边，举着红旗标语，欢迎知青的到来。天气寒冷，场面热烈，让我们感动起来，都纷纷挥手致谢。
全体知青住进了县革委会招待所，休整了一周。一排排的土墙土顶平房，已经打扫干净；土火炉连着土炕头，已经点火烧热。我们打开行李，就可以住。招待所食堂里，方桌条凳，四菜一汤，随你吃饱。在住招待所休整期间，我每天按时早起，吹哨走遍院内，大家闻哨起床，集合跑操，然后洗漱吃饭，开始一天的活动，有组织守纪律，有点军事化的样子，体现出兰州一中老三届下乡知青的风采。
县知青办主任李大寿与他的同事们，精心安排知青的吃住和活动。县上召开了欢迎知青的大会，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与知青座谈，介绍高台县的历史沿革和当前形势。组织知青参观高台烈士陵园，邀请流落在高台的西路军老红军讲悲壮的西征。举办欢迎知青的联欢晚会，县文艺工作者和县中学师生表演节目，我们知青也有多人上台献艺。我代表知青致辞答谢，还献上口琴独奏《洪湖水浪打浪》。
如何将这么多的知青分配到各大队的生产队，李大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尽量以班为单位，也考虑有的同学自由结合；女同学和初中小同学，尽量分得离县城近些、条件好些的队；我自己愿意去最远的、条件差的队。他觉得这些话合情合理，也广泛和知青沟通，听取各方面意见，全面考虑，精心安排。分配名单公布后，大家没什么意见，很快都到了各个队，开始了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生涯。
农村过年
我要去的九坝，是全县唯一在黑河北岸的知青点，也是离县城最远的知青点。和我一起去九坝的同学有：韩先萍（女）、杨静（女）、蓝佩蘅（女）、吴幼基、王亚隆、骆晓纲、张治平、王韬。学校派出跟队的老师张根才，也随行送我们到九坝。
来县城接我们的是九坝三队队长徐开芳，还有几个小伙子，每人赶着一辆木头大轱轳牛车。徐队长是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个头不高，穿一身农家织染的蓝土布、老式的棉袄棉裤，左胸前挂一枚毛主席像章，身背一个装有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包，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互相介绍，招呼我们上车。我们9人带着行李，还有张根才老师，分坐在各车上，徐队长带路，小伙子们吆喝着牛，赶车出发了。
向北出县城，过黑河大桥，沿河西行，没有路，全是沙，大轱轳牛车在这里显现出优势，要是汽车可就寸步难行了。南面的黑河，发源于祁连山脉，是河西走廊上最长的内陆河，由东南流向西北，穿过整个张掖地区，消失在额济纳旗的沙漠里。正值冬季农闲，河满水阔，浩浩荡荡，甚是壮观。黑河北岸，是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戈壁沙丘，无边无际，天苍苍，野茫茫。枯黄的沙柳丛，光秃秃的沙枣树，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北国冬日风光，大漠旷野景象，显出悲凉，更觉悲壮。
20公里路程，走了近一天。临近九坝，看到一群小学生和农民，穿着和徐队长一样的服装，站在沙地上车辙两旁，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我的眼里湿润了，不知道他们在这里等了多久啊！我们忙下车，向他们鼓掌致谢，一同走回去。
我们暂住在九坝大队的队部里。这是一个小院，西面和北面各有一排土坯房，东面和南面是院墙，大门在南面，十分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徐队长派人为我们做饭、烧炕，对我们的到来热情招待。晚上，在大队部附近的一个露天土台场子里，为我们演出了全本的秦腔《沙家浜》，男女演员全是九坝农民。这让我很是吃惊：一个偏僻的大漠中的小村庄，居然能演出一整场的现代样板戏，真不简单！
根据大队的安排，我们先走访农家，熟悉情况。九坝大队属于黑泉公社，下面有三个生产队，由东向西，沿黑河分布，一队和二队相连，大队部在二队，三队相隔约一公里，三个队是两个村庄，约有百户人家。大队文书于占荣，直接与我们联系，安排活动。大队长曹发宽，主持大队事务。大队党支部书记谢进邦，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想不开，撂挑子不干了。其实他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位长期担任领导、勤恳忠厚、工作有成绩的庄稼汉。这个大队的绿化造林、防风固沙，在文革前就成绩突出，受到省政府的表彰，他还出席过在兰州召开的表彰大会。大多数农民对他有好评，寄希望于他。我们几次上门拜访他，在热炕头上谈心，把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告诉他，鼓励他出来大胆工作。他一边听着，一边用自制的羊腿骨小烟斗、不停地抽着水烟丝团，也不说话，也不辩解，若有所思。解铃还需系铃人。后来想通了，出来工作了，大家都很高兴。
1969年来到了，报纸上号召要过革命化的春节。我们带上毛主席像到农民家中去拜年。在村头的语录台、房舍的墙壁上，刷上白灰，写上红字，有最高指示，有宣传标语。我们还参加大队建政学习班等活动。大队革委会把我们分成小组，参加各生产队的工作，承担纪录、整理材料的任务。更有趣的是，知青和农民一起排练演出秦腔《红灯记》。知青中，有的参加演出，有的指导演员的动作表情，有的帮助演员选配服饰。我演磨刀人，还帮助做布景道具。在兰州时，多次看过这出戏，根据我的记忆，我和一位木匠一起，用木条、纱布做出门、窗、墙、屋等布景道具，增强了演出效果。在我们知青的热心参与下，《红灯记》演出成功，受到全村人的欢迎。
我们的知青点在三队，当初县知青办在落实知青点时，是三队主动提出后确定的。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大队的领导想把知青分到三个队去。原先定好的现在要变，这怎么办呢？我和同学们商量，吴幼基、骆晓纲两位同学表示，他们可以不去三队，又与大队领导说明情况，双方同意：吴幼基、骆小刚到二队，其他7人去三队。
三队的知青点是一个小院。小院外面，东边是一个果树园，再往东就是三队的牲畜饲养场。南边是一片空地，还有一个篮球架。西边有一户邻居。北边是沙坡，再往北就是三队的队部。四周围散落着二三十户农家。村落的南面就是黑河北岸，有大片的田地。村落的北面是长长的林带，再往北就是大沙漠。小院里面，北面三间房，进门两间住人，另一间是储存粮食的小库房；东面三间房，两间住人，另一单间是厨房；西南两面是院墙，院门在南。西墙外又搭一个柴棚，放满柴草。东北墙角有一个旱厕。铁铣、锅灶、碗筷都是新的。还派人帮我们烧热了炕。看得出来，三队为知青准备得很周到。
我们到三队后，4个男生被安排在北房里，3个女生住进东房里。从此，我们作为一户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了。
学会劳动
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生活。劳动从种田开始。春节过后，就要往地里送粪肥了。清晨天还不亮，男知青跟着男社员在饲养场集合，由队长分配任务，每人驾一辆牛车，将平时堆积在饲养场外的粪肥，送往地里，均匀地倒成堆，等到播种时再撒开在地面。集中清理饲养场，起圈推粪时，满圈牛粪，又臭又脏。可是又一想，牛吃的是草，这也没什么呀？男知青就跟着男社员，光着脚踩着牛粪干起来，用镢头挖起粪块，粪渣子溅得满身满脸都是。谁还顾得了这些，全为了庄稼有好的收成。
有了肥还要有水。这里的先民，很早就创造出一套科学实用的引水方法。先在河边挖出引水渠，需要用水时，上游各地都在用水，水量大减，这时在河床上直接将沙泥筑成拦水坝，河水自流入渠到田间，到了深秋和冬季不用水了，河水水量大增，沙坝自然就被冲刷平了。这也就是沿河村庄从一坝叫到十坝的由来。
最艰苦的活就是每年的清挖沟渠。这里是高寒地带，虽然正是春天，但天气还是很冷。在大队的统一组织下，三个队的青壮年男社员和我们男知青，向黑河上游行走约5公里，将原有水渠中的泥沙清理出来，两人一组，一组一次挖一丈长的渠道，循环推进，将近一个月，一直挖到九坝三个队的田里。两个知青成一组，与社员同样的工作量、同样的进度劳动。渠底有积水和冰块，要光着脚、挽起裤腿下去，站在没有完全解冻的泥水中，寒冷刺骨，咬牙挺住，渐渐地腿脚冻红了冻麻了，休息间隙又使劲揉搓，才能恢复知觉。吃午饭时大家将自带的钢精锅，就地取材，用三块石头或土块支起来，锅里盛上河水，下上大米，就地拣拾干枝枯叶，点火烧煮，做成稠糊状的米饭，锅盖当碗，树枝当筷，吞咽下肚，再接着干活。
开始播种了。播种小麦用一种叫摆耧的工具，由骡马拉着，一人牵着走，后面有一人扶着摆耧左右摆动，麦种就从耧里均匀地落进耧犁开的土沟里。播种水稻的人，要光脚站在水田里，一手端一盆稻种，一手抓稻种均匀地撒开，还要不停地走遍一块田的各个角落。这些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活，知青初来乍到，只能跟着慢慢学。
又要锄草了。麦田锄草可以用锄头站着锄，但一定要看清麦苗和杂草。特别是小麦抽穗前，有一种叫稗子的草，很难辨认，要特别用心的找出来，用手一株一株地连根拔掉。稻田锄草就要光脚进入水中，找出芦苇、三棱草等，用手连根拔除，还要防止蚊虫叮咬。
该收获了，这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收小麦几乎都是用手连根拔，两手磨出血泡，长成硬茧子，双腿蹲着时间一长就麻木了，只好双膝跪地爬着干。这时候，虽然天气炎热、头顶烈日，也要把自己裹严实了，否则不是晒晕倒就是晒破皮。收水稻时，先把田里的水排干，然后弯腰收割，稻根留下日后泡在水里沤肥。时间一长，腰酸腿疼，直起腰喘口气再接着干。收获的庄稼分别运往打碾场上，堆成垛，等秋后天气晴好时，再碾场脱谷，分给全队人口粮，种子和备用粮入库。
入冬时节，还要犁地翻晒，浇水保墒。还要赶上牛车，经过北面遗存的古长城，到很远的戈壁沙滩中打柴草，拉运回来，压埋在水田里，灌水沤肥，为来年种稻做好准备。等把这些活都忙完了，一年也就过去了。劳动很辛苦，劳动很快乐；劳动改变生活，劳动改变自我。脸晒黑了，心练红了；人变瘦了，骨头硬了。
学会生活
生活从做饭开始，做饭从碾米、磨面开始。这里是河滩盐碱地，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小麦。碾米、磨面是做饭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提前几天跟饲养员约好，天不亮就去牵毛驴，到女队长葛莲英家的碾台磨房，在她一家人的指导下，学习碾米、磨面，很有技术难度，特别是使用簸箕，绝非易事。几个人忙活大半天，才能将稻谷变成大米、麦粒变成面粉。而且十天半月就要重复进行，不然就要断炊了。
有了主粮，还需要蔬菜呀！当时集体的地里基本不种菜，一是不好管理，二是不好分配。有的社员在房前屋后种一点儿菜自己吃。我们也学他们的样儿，在知青小院前的空地上，开出一分菜地来，开春时节埋下菜种子，约十天后看到种子发芽破土而出，我们心里好高兴，施肥浇水，掐枝打叶，天天看着盼着它们长大。茄子、辣子、白菜、萝卜、芹菜、豆角，样样都有，现摘现吃，多出来的或晒干或窖藏，全年都有菜吃了。
有粮有菜了，还需要肉啊！于是，我们又琢磨着养猪。我找副队长于秉年说这事，他很支持，热心的带着我到各家看，选了一只约有10公斤重的猪仔，他说大一点儿好养活，我照价付钱，欢天喜地抱回来。没料到，我们喂养了一段时间后，猪仔死了。这让我很伤心，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前过年时，到农村的小舅家，跟他学过杀猪。现在正好用上，我将猪仔解剖，仔细查看，结果大吃一惊，猪仔的肠胃里有许多糠皮团，这东西既不能消化也不好排出，是致死的直接原因。这是我们的无知和疏忽造成的，是我们在给猪喂食时，将碾米剩下的糠粉糠皮没有分开一起喂给猪吃了，造成了不应有的悲剧。我难过地将
猪仔埋葬在我们院子后面的沙丘下，让它安息吧！接着，我又到于秉年副队长家买了一只小猪仔，我们精心喂养起来，这一次有了经验，猪仔顺利长大到90多公斤，让我们好好过了一个年。我去酒泉看望母亲时还带了一条五花肉和一碗炼的大油，让母亲品尝儿子的劳动成果。有几位别处的知青同学闻讯后，赶来九坝分享了我们的美味。
几位男女同学，不是一个爷的后人，性格脾气各不一样，住在一个院子里，免不了有磕磕碰碰，但是，都能互相理解，互相关照。我们没有专人做饭，谁早回来谁先做，回来晚的赶快帮忙，人人动手。冬日的早上，妇女不出工，女同学就做好早饭，多干点也不计较。女生饭量小，男生饭量大，队里分粮时是男女老少一个定量，女生挣的工分少，男生挣的工分多，女生的工分值不够抵消定量粮款，男生就用多出来的工分值补齐女生的定量粮款，这样互相弥补，男生可以吃饱饭，女生不用多交钱，问题都解决了。
有所作为
我们知青和农民一样的劳动、一样的生活，同时，我们还各尽所能，有所作为。冬季的晚上，队部里经常组织农民开会学习，我们知青发挥各自的特长，给大家读报纸读文件、教唱歌教识字，办夜校学习班，很受欢迎。
随着知青和农民的互相了解，大队和三队对知青的劳动有了一些分工。蓝佩蘅同学担任九坝小学的老师，成为农民欢迎的培育农民后代祖国花朵的辛勤园丁。韩先萍同学加入植树造林突击队，跟着社员，风吹日晒，翻爬沙丘，紧张劳动，手上打起了血泡，铁铣磨断了鞋底，也不在乎，苦干20天，造林几百亩，被评为植树造林先进个人。弟弟王亚隆被选派到饲养场当饲养员。牲畜是农民的宝贝，饲养员工作虽然又苦又脏，但是要求高，这里的几位饲养员，是队里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老人，由此可见对我们知青的信任。有一天，母马下了小马驹，老饲养员徐立新大爷马上把小马驹抱在怀里，又喂汤，又洗澡，一点也不嫌脏。这件事使王亚隆很感动，他以徐大爷为榜样，努力当好饲养员。有一次，他去放牛，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来，怎么办？把牛赶回去，自己可以少受雨淋，但是牛还没有吃饱。他坚持让牛吃饱后再赶回去，自己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弟弟天天放牛，把鞋都磨破了、磨烂了，穿不起来了，他就用绳子绑在脚上、腿上，继续跟着牛跑。后来，他还担任了邻村十坝小学的老师。
下面说说我的一些经历和劳动。
1969年春季，根据县知青办主任李大寿的要求，我与九坝民兵连长李光华一起骑自行车，用一周多时间，到各知青点了解知青插队后的情况，与当地队干部沟通，向县知青办汇报。
1969年上半年，三队选任我为库房保管员，几个队干部盘点了库房，账物两清，将库房钥匙交给了我。我想，这个担子责任重大，只要是队里交办的事，大事小事都要办好。春播开始了，根据队里安排，今天种哪块地用什么种子，就先将种子拌药杀虫灭菌，然后装袋装车，送到地头，跟着播种的人们，需要什么，随时送到。平日里，既要和大伙儿一起劳动，还要抽空开仓通风，检查隐患。看管全队的家底，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1969年下半年，队里种了几亩细菜，想副业创收。担心晚上被野兽糟蹋，需要有人守夜。徐队长想来想去，觉得社员们都有家室老小不方便，知青是单身，而我年纪最大，于是派我去看菜地。我交出了库房钥匙，牵着队部院子里五保户奶奶喂养的一只大黄狗去守夜了。菜地紧靠黑河边，离开村庄，在菜地的一角，用大轱轳车搭了一个草棚，车上铺草当床，车下地面垫草作大黄狗的窝，队里还做了一件大羊皮袄，既可以铺又可以盖。
三队待我不薄啊！我可要看好菜地。这里的农村不通电，黑河边更是漆黑一团，只见满天星斗闪烁，好像眨眼看着我。心中不由地涌起思绪感慨：此时此刻，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此时此刻，亲人在哪里？同学在哪里？朋友在哪里？你我还能再见吗？……
睡不着时，点亮防风的马灯，躺在草棚里，把随身带的报纸从头读到尾。天亮后，将大黄狗送回队部。白天就在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打枝。徐队长常来看看，进行农艺指导。每天打枝清叶的菜有不少，怎么处理？我想出一个办法，找来扁担和草筐，将菜都装筐，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地送菜，根据家中人口的多少，称秤分配，登记下来。有的家里的人都不在时，就将菜放在门口，这样，社员劳动回来，各家都有菜吃了，而且是当天采摘的新鲜货。大家满意，队长也满意。等到各种菜都成熟了，有的结籽了，有的结果了，队里全部收获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1969年7月22日，黑泉公社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安排我发言，介绍自己到农村后的变化。我写的发言稿题目是《广阔天地练红心》，约3000字。
1969年9月11日，高台县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安排九坝知青集体在会上发言，介绍接受再教育的情况和收获。我收集各位知青的素材，执笔写成书面材料，题目是《在广阔天地里成长》，约4000字，由弟弟王亚隆参加会议并发言。
1969年9月，九坝大队党支部决定，由我担任九坝大队民兵连三排排长。随着中苏边境形势的变化，利用秋后的农闲时节，我们开始了军训。三队的男女青年都参加了军训，每人一根木棍当作训练木枪用，我将自己在学校军训时学到的知识技能，再照葫芦画瓢地教给他们。在队部里，我们学习形势报告和军事常识。在打麦场上，我们进行队列训练。在沙丘周围，我们模仿三人一组、三组一班、三班一排的进攻、防御的战术动作。我尽自己知道的教，大家认真地学，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1970年3月，九坝大队革委会调我去林场，成为九坝林场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林场场部在九坝村庄东边约两公里处，有近10人，多是男青年，就地吃住，主要任务是护林育苗。我想利用这里的条件搞一些科学种田、培育良种的工作。大队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我就立即行动了。与大队民兵连长李光华骑车，驮着麦子，去高台县良种场和各公社，换取良种，收集到的良种有 30 多个品种，每一种5斤，带回后在林场现有的田地中划出一块作良种试验田，分别播种，精心照料，直到成熟收获。经过比较，总结经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里的土地太贫瘠了，影响小麦生长；二是缺少一位经验丰富的庄稼把式，指导种田实践。大队领导考虑后提出解决方案，让我回三队继续搞试验，两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就这样，在1971年的春天里，我在三队又搞起了试验田，成立了试验小组，有一位老农和三位青年组成。我带着他们边学边教边实践，建立纪录本，详细纪录试验数据。这一次效果显著，各个品种长势良好，收获时，分品种收回，分品种脱粒，分品种保存，为来年的大面积推广，打下基础。
在 1969 到 1970 两年中，我被评为大队“五好社员”。
共建新村
1970年开春，九坝大队领导在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想把九坝的村庄、道路、田地统一规划、重新安排。这是一个大胆而美好的设想。大队书记谢进邦，跟我谈他的设想，让我画出蓝图，设计规划。这件事难度大，但我不能推辞。根据我对老书记的了解，他是真心想办成这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是真心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实现愿望。
我大胆地行动起来，首先和谢书记详细交谈，了解清楚他的想法和要求，道路如何走向，农舍如何分布，每一户农家占多大面积、需要多少房间，厨房、粮仓放在哪里，厕所、畜圈又放在哪里，院中要不要葡萄架，院子前后要不要花园、菜地，一块田地多大适合耕作，田间小道和水渠怎样布局才合理，等等。然后，带着这些同样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由大队领导讨论，形成一个大致的构想。我根据这些情况和学过的知识，绘制出九坝新村规划图，将大家的构想变成具体的图形、线条、数字。交付大队领导审定。
首先确定全村的一条主道路。全村东西两头约三公里长，房屋、沙丘、树林相间其中，一头看不到另一头。谢书记和我带着几个小伙子，扛着标杆、红旗、一百米长的绳尺，先进行实地测量。分别到全村的东西两头，先确定主道路两头的位置，用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作标记，将红旗固定在树顶。然后穿过近乎断流的黑河到对岸，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我将铁铣头插进地里，铁铣把垂直，固定好自制的测量仪，由这一点到两面红旗的方向，确定好角度，画在测量仪的平板上，再分别丈量这一点到两面红旗的距离，在测量仪上形成一个按比例缩小的三角形。然后转移到一面红旗的地点，利用三角原理，确定出主道路的方向。再用多根标杆在确定的方向上排行放线，打下木桩标记，标杆交替前进，最后准确到达三公里外的另一面红旗的地点，误差不足一米。
全村主道路的方向路线确定了，田地、水渠的布局就明确了。1970年秋收后，我们规划小组在前面测量划线，后面的社员挥铣挖土，大干起来，不出一个月，赶在大地封冻前，三个队的田地全部平整完毕，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大田代替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高低不平的小地块，不要说种田方便了，就是看着也美呀！
来年开春，大队组织三个队的青壮年社员，用科学实用的办法，开始修建全村主道路。他们将沙丘移开，挖出被埋压的厚土层，先将沙子填入坑道里，再将泥土封顶夯实，一条又平又宽的道路就逐渐形成，路两边种上成排的树，开出小水沟，既可固沙，又可为以后的路两边的农家院提供用水。到1971年下半年，九坝小学和大队部迁移到了这条路的中心地带。又过了三五年，主道路修通了，三个队的农家全部迁移到主道路的两边，三个队连在一起，形成一条长街为中心的新村庄。
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谢书记的愿望实现了，九坝人的愿望实现了！
再见九坝
1969年7月，总是牵挂着两个儿子的母亲，风尘仆仆地到九坝来看我们，弟弟赶着牛车提前一天去县城接回，母亲看我们吃的怎样、住的怎样，为我们拆洗被褥、缝补衣服，详细询问我们劳动生活的情况，心里一直惦念着我们。我们为母亲的到来而高兴。可是当时，母亲仍在干校劳动改造，吃苦受累还受气。
1971年5月，母亲来信，说她之前去了临洮老家，姥姥患病，被查出是胃癌，恐怕时日不多了，希望我们回去看看。我请假动身，经兰州到临洮乡下姥姥家。我和弟弟从小得到姥姥一家人的疼爱，现在她老人家病成这样，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小舅和小舅母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照料老人，二姨带着两岁的女儿远道而来、料理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能做些什么事呢？怎样回报我的一点孝心呢？我能做的就是成天守在姥姥身旁，和她说话逗她开心，不要让她感到寂寞和孤独。
有时，姥姥自言自语地说想吃猪蹄、想吃桔子，此时此地，没有这些东西啊！我就骑上自行车，跑50公里外的临洮县城、兰州市区去找，还真是找到了猪蹄罐头、桔子罐头等等，如获至宝，赶紧买回来，让姥姥吃，圆了她的心愿。她吃中药，需要每天煎药，随时需要温热，家中有一个铁皮火炉，但是没有烟囱，不能用。我又骑上自行车，南下临洮，北上兰州，硬是找到了铁皮烟囱，买回来安装好，满足了姥姥吃药的需求，也方便了家人的生活。
按照当地的习俗，家中老人年岁大了，就提前做好棺材放着，让老人放心。小舅带着我去到处找着买大圆木，拉回家后，我俩拉大锯改成板材，等干透了，再做成棺材。棺材做好了，我也跟着小舅学会了木匠活儿。
7月里，弟弟来信，说是下乡知青要被招工了。姥姥听到消息，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娃，这是大事，快去吧！”我恋恋不舍地告别姥姥一家人，返回高台。一路上，每每想起姥姥，就泪流满面。8月22日，姥姥病逝，享年64岁。这一次虽相处40多天，竟从此永别。
回到高台县城，去见知青办主任李大寿问明情况。他说，初步安排是让我去甘肃水泵厂，弟弟去窑街矿务局。我一听就说：既然弟弟要去窑街矿务局，那我也去，我俩从小就在一起，这次也不要分开了，行吗？他一听，笑起来了：去城市困难，去矿山还不容易吗？你可想好了啊！我说，就这样定吧，不变了。
回到九坝不久，又经过体检、审查，招工通知下来了，我和弟弟都去窑街矿务局。其他知青同学也分别被招工了。我们先向三队和大队的领导汇报情况、告别、感谢。大队为我们每人作了一个书面鉴定，全面总结我们在九坝的表现。我们又将当年的余粮，晒干簸净，送到公社粮站入库，然后才能迁移粮户关系。临行前，我们将喂养的一只半大的猪，不得已地宰杀了，做成一大锅烩菜，蒸一锅米饭，请三队队长社员多人聚餐，以这种方式表达我们对三队人的衷心感谢。
再见了，谢书记、徐队长！再见了，父老乡亲们！
还记得，谢书记语重心长的勉励，身体力行的模样；还记得，自从我们来到三队以后，老队长徐开芳三天两头都要来看我们，总是一进门就问这问那，屋内屋外转转看还需要什么，揭开柜盖看看有没有吃的，拿起劳动工具掂掂是不是顺手。他常说，这些年轻人，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来的，我们要多多关心，好好培养。有一次下大雨，天还没有亮，他就跑来问我们屋子漏了没有。当时我们还在睡大觉呢，我感动地忙说：你们真是亲如爹娘！
还记得，你们可爱的面庞，甜美的笑容，温暖的关怀，无私的帮助。在你我相处的日月里，大人小孩都叫每个知青“中学生”，我当了8年中学生，可是当我听到你们这样称呼的时候，我的心灵受到震撼。一声“中学生”，相关多少情！这是对我们的喜爱和欣赏，这是对我们的尊重和认可。你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是全身充满人性的光华！你们虽然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可是始终有胸怀天下的仁爱。你们是知青的好师长、好朋友、好伙伴！
再见了，高台，我的第二故乡！再见了，九坝，我的可爱家园！
让我好好再看看你，看你的雄浑，看你的壮美。知青小院，我们的家，男女老少，多少次走进来，送来香醋，端来米糕，笑容面对，耳边问好。农家院落，我都走过，认门认人，挑担送菜。队部库房，学习开会，欢聚一堂；送粮入库，丰收欢畅；有慈祥的五保户奶奶，还有大黄狗，我的好伙伴。绿洲林海，沙枣花飘香，白杨树挺拔；有我护林的足迹，有我种下的幼苗。大漠长城，有我赶车砍柴打草的车辙，有我军训摸爬滚打的留痕。黑河流水，有我筑坝的脚印，有我游泳的身影。祁连雪山，去民乐换土豆，我走进过你的怀抱；到火车站拉化肥，我爬上过你的身腰……
1971年8月31日，我们离开九坝，离开高台，告别劳动生活了两年九个月的这片热土，告别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从此，九坝是我的魂牵梦萦，从此，偶有书信和人员往来。1986 年 8 月，高台县人事局干部葛立新出差兰州看望九坝知青。我们在九坝时，他是九坝小学老师。他的变化很大，同样，高台的变化很大，九坝的变化很大，我们知青的变化也很大。双方都十分高兴，尽情叙旧，相聚甚欢。
1990年代末，在迎接21世纪到来之际，老队长徐开芳的孙子徐国臻到兰州上中专，来我家中欢聚，知青和农民的情谊传递到了后代。1997年6月，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炭报的几位朋友到甘肃，我陪同他们经河西走廊去敦煌。
在返回途中，专门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巧得是，县民政局副局长、书记兼烈士陵园主任就是葛立新，他亲自为我们导游讲解，真是缘分啊！我安排几位朋友继续前行去张掖等我，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葛立新开着汽车，沿着黑河北岸的公路去九坝，看望了大队三队的10多位乡亲，又连夜赶回县城，住在葛立新家，第二天天不亮，他又送我到了张掖。久别重逢，时短情急，却难以忘怀，回想起来，好像在梦中。
1998年10月，当年的高台县知青办主任李大寿，到兰州参加高台知青插队30周年联谊会，与知青欢聚，并约定来年在高台见面，大家欣然响应。
1999 年 9 月，高台县政府邀请知青返乡聚会。妻子梁荣，原是兰州一中初二三班学生，与我同时去高台插队，在黑泉公社定安大队。妻弟梁威，1974 年去高台县罗城公社插队。我们3人一起赴高台，有近百名老知青，参加了这31年来的第一次知青返乡盛会。县政府热情款待，介绍高台的巨大变化，组织参观，让大家亲身感受。昔日从火车站到县城的戈壁滩上，崛起了一座工业新城。新修的电灌渠，将黑河水引向了更远的荒漠地带，开垦出了一片又一片的荒漠绿洲。县城楼房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烈士陵园修葺一新，更加醒目壮观。黑河两岸林带成网、湿地成片，愈加秀美丰饶。高台县已建成为全国绿化先进县。
我连续两天都去了九坝村。
第一天，坐着葛立新夫妇的车，与梁荣、九坝知青蓝佩蘅一起去。这一次可以好好看看九坝了，只见一条笔直的公路穿过村庄向远方延伸，路边水渠清水流淌，树木茂盛，农舍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公路两旁，绵延一公里。再望远方，南面是棋盘一样的田地，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树林。多么熟悉的记忆啊！当年的纸上图画，变成了眼前的生动景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大队的谢进邦书记、于占荣文书，三队的徐开芳队长、于秉年副队长等父老乡亲，我们都一一去了他们家中看望。
当年的曹发宽大队长、三队葛莲英女队长，跟随孩子去了外地，没能见面。这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觉，失眠了……
第二天，先是在黑泉乡聚会，然后由九坝村党支部书记葛立英，用汽车接我和蓝佩蘅两位九坝知青回九坝。在九坝村部里，与九坝的父老乡亲见面座谈，肺腑之言，情真意切，感叹不已。在葛立英的家中炕桌上，摆好了饭菜，打开了高台产的粮食白酒。谢进邦、于占荣、徐开芳、于秉年，都已成了是耄耋老人，他们是九坝的元老、知青的恩人。看到他们如今健在、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我的心里激动不已，斟满佳酿，和他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以表达我深深的敬意、深深的谢意。按照河西走廊上多民族的习俗，对尊贵的客人，必须唱歌敬酒，我情不自禁地站到地上，放声高歌：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
美酒飘香，思绪飞扬：插队九坝近3年，对农民对农村的亲身感受，日久弥新，愈加强烈和深刻。
如今距离第一次到高台当下乡知青已经过去整整50年，半个世纪之遥，自己感觉却像是过去不久的事情一样，对父老乡亲对第二故乡的思念眷恋，年复一年，愈加鲜活而丰富；亲情乡情的温馨，劳动生活的艰辛；久别长离的愁肠，今日重逢的欢畅；一起从脑海中奔涌而来，激荡在胸膛，感动到周身，心儿醉了，人也醉了……
2018.11 写于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