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县情>>历史文化

铸剑为犁,圆梦成真

来源:高台一中 作者:王旭忠 发布时间:2019-06-10 09∶59
字体:【 打印

高台是个军营。

在汉武帝将河西收入版图之前,河西是乌孙人的牧场,当然,也是月氏人的,还是匈奴人的,而且还是好牧场。所以,当匈奴人赶走月氏,赶走乌孙,又被汉朝人赶走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走了,河西空了。之前张骞的“凿空”,是因为汉朝的战略空间太小,丝路不通。现在,战略空间拓宽了,丝路畅通了,需要有人守护,于是就有了河西四郡,于是就有了乐涫、表是,也就是后来的高台这座军营。

这座军营,不,这沿线的一系列军营,都是为了丝路的畅通。今天高台一带残存的魏晋古城——骆驼城、许三湾城、明海城、草沟井城等等,基本上都是在丝路附近。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国家危难的时候,高台(当时叫建康郡)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时刻。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迫使大批百姓逃亡。逃到南方的建立了东晋政权,而逃到河西的,促使了当时镇守凉州的张氏政权的割据,也带来了河西地区的繁荣。只是好景不长,河西的繁荣和富庶以及山河的险要助长了野心家的野心,冒险者的胆量。前凉、后凉依次下来,到了公元397年,后凉的建康守将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不满后凉国君吕光的滥杀无辜,拥戴建康郡守段业为主,起兵反吕,以骆驼城为都城。虽然四年后便迁都张掖建立北凉,但是高台为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只是骆驼城终究是一所军营,因为是军营,所以不会有多少居民,军兴则聚,军溃则散。因此高台历史虽说久远,但是,居民定居是很晚的事情。

唐代国力强盛,西域也成为了自己的版图,但是高台仍然是军营,所以到武后证圣元年(695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奏置建康军,并驻军5300人,战马500匹,由甘州镇节制,主要目的仍然是守护这条对外开放的通道。

宋元时,河西被少数民族的西夏、蒙古等占据,这里依旧成为了牧场。

明朝建立了,大将军冯胜平定了河西,因高台有西凉李嵩建筑的高台而在此地建立高台守御千户所,这是高台正式得名。高台仍然是兵营,而且在现在高台境内有两个兵营,即高台守御千户所和镇夷守御千户所。两个千户所各驻兵一千余人,包括骑兵、步兵、巡逻兵、守望兵(驻守烽燧)。甚至还有招募的临时兵员。配备有定量的铠甲、枪炮、战马、粮草以及其他军械。两所所管辖的屯堡也有定额的驻兵。这些士兵驻守着本区防守的长城(明代叫边墙,以区别于秦代的长城)和重要的关隘、山口。

明代实行独具特色的卫所制,一个重要特点是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军丁戍守边防,全家必然随从。这样,高台就有了数量不少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为军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自然也繁荣了地方的经济,为高台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罗城镇天城村的“百姓村”,巷道镇东联村的胡氏家族,黑泉镇黑泉村的殷氏家族,都是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痕迹。

明朝建立,并没有彻底消灭元朝势力。北元是明朝的心头大患,这也是明朝迁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域并没有纳入明朝的版图,西北成为明朝羁縻北元势力的一个重要地区。河西地区便成为明朝的边境。陕西行都司治所由河州到庄浪到甘州的迁徙可见河西军事地位的重要。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关西七卫的羁縻作用尽失,西北完全成为了边疆。整个河西地区都成为了兵营,更何况一个高台。所以整个明代,高台的居民虽然有内地居民不断迁徙,但人口总数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清朝取代了明朝,也就接管了明朝的边防机构,机构名称变了,千户所改为营(就是绿营),最高长官由指挥使改为游击,就是工作没变,仍然是戍守边防,镇守地方。但形势明显没有明朝那样紧张了。朝廷的疆域逐渐拓展到了新疆,嘉峪关也不再是王朝的门户。康熙以强大的武力平定了新疆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雍正又平定了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后,河西地区的军事压力大幅减轻,河西地区彻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军营还在,防地照旧,但是兵员大幅缩减。高台营、镇夷营的兵员只有四五百人,不到明朝的一半。鉴于此,雍正三年,改设河西州郡,以高台所为县,将镇夷所并入高台。

高台不再是军营了。

从此高台社会踏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人烟日盛,市井繁荣,沟渠纵横,阡陌交通,良田沃野,一望无际。不遇到大的灾害,的确称得上富庶。

但是,战争并没有远离。

给高台,给河西,给陕西甘肃,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空前浩劫的陕甘回乱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之一。

陕甘回乱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社会的、政府的、宗教的、文化的,但是结果是最惨痛的。我们理解政府(无论那一届那一种性质的政府)对该动乱的讳莫如深,任谁也不愿这样的人间悲剧重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总得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承受这份惨痛。但是我们探讨社会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躲避不了这段历史,它给这片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足有半个世纪乃至更长。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乱爆发,很快就演变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同治四年(1865年)肃州马文禄领导的回乱爆发。同治回乱给高台带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据高台县志记载:同治五年,河西堡(今罗城乡河西村)被贼攻破,当时被戮男妇共五百余人。同治八年,墩垣(红崖子古城村)被戮男妇凡数百人。同治十年十月,七坝堡(今合黎乡七坝村)内男妇死者三千一百人。同治七年(1968年),镇夷武生张忠信与文生石蕴辉、从九谭文炳、武生李如岳率勇八百余人,赴肃助战。会边山户勇千余人,尽归营弁路林统领。与贼战于小沙渠(今酒泉铧尖乡小沙渠村),大败。忠信、蕴辉力竭死,户勇死者千余人。至于零星被杀者无法一一统计,仅县志记载的同治年间殉难烈妇就有65人之多。

人口锐减的结果是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但是灾难远不仅此。本来,动乱可以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增加政府对军队的依赖,毕竟,和平时交粮纳税养育了这样一批人,铸就了最后的靠山。但是颟顸的官员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结果,让动乱加速了政权的灭亡。

同治回乱进入甘肃后,朝廷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带兵驻守高台,同治九年(1870年)成禄上奏朝廷,在高台县所辖的西乡瓦坝,贡生马吉贞,生员李载宽、赵席珍,以及草民傅永开、胡正邦等人,在同治九年五月间,一同密谋造反。他们以抗粮为名,煽动乡下的愚民,搜集钱财,组织武装。成禄委派武官窦型,会同地方官秦德钧和管笙,带兵前往捕拿,逮捕了李载宽等四名造反首逆。马吉贞率领二百多人反抗,全被官军格杀。其余的几百名造反者纷纷逃逸。成禄将李载宽等四名罪犯审讯出罪行以后,立即正法,当地的造反者全部肃清。但是据同治十一年(1872年)高台知县徐应魁调查的结果却是成提督从同治四年驻扎高台,每年按定额向百姓摊派征收粮食、麸草、煤炭、油烛,逢年过节还要百姓犒赏部队。截至同治九年春季,百姓一共为他的部队捐送了粮食十多万石,钱币大约十万串,折合银子不下三十万两。可是,他的部队并不缉拿盗抢者,官兵都不出城,养尊处优。同治九年五月的那次所谓“抗粮”,其实是百姓苦于捐派,恳请缓免,触成禄之怒,遂污阖村士民为逆(王纪卿《清末有个左宗棠》)。

动乱的结果是惨痛的,但更惨痛的是驻军的残暴,成为了高台人民永久的痛。虽然,成禄后来被逮入狱治罪,但是这驻军残杀带来的惨痛也是深入骨髓的。

同治回乱平定后,左宗棠立刻移师新疆平定阿古柏分裂势力。战事很快结束,但是近八万人的大军镇守新疆,军粮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左宗棠除了在哈密屯田,还通过多条渠道筹集军粮,作为后方的河西便是其中一条。筹集军粮被当时的百姓称为“买兵米”,一直做到新疆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这项工作给河西地区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光绪九年(1883年)甘肃学台陆廷黻按临张掖酒泉两郡,由于高台县令罗佐清的倾诉,了解到这个情况,有感而发还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采兵米》。

清末的社会动荡成就了同治回乱中幸存并崛起的马氏家族。董福祥庇护了他们,更造就了他们。清廷覆灭,民国兴起,社会的动乱不减反增,在乱世中,马千龄的子孙和马海晏的子孙两支势力经过几十年的积聚终于在宁夏及河州和西宁及河西站稳了脚跟。在这几十年中,马氏家族为了发展势力扩充军队,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放纵烟毒盘剥百姓,无所不用其极,将占领区当然也将高台剥削压榨到了极点,经济几乎崩溃,民生几乎赤贫,即使当地政府也被军队逼迫欺压。

1936年,红西路军渡过黄河开始西征,在河西遭遇马家军,孤军深入的红军在河西地区经过了殊死的拼搏,最终弹尽援绝全军覆没,为中国革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军歌。

日益壮大的马家队伍让国民政府也为之侧目。在马家军消灭了红西路军之后,国民政府迫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开始抗日。为了兰新公路这条重要的国际援助大动脉的畅通,以巨大的代价换得马步芳同意与国民军换防,国民政府中央军才正式驻守河西走廊。

1949年,高台解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高台县也先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五支部队驻防。这些部队在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维护社会治安、抢险救灾等各项事业中为高台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9年,高台最后驻防的84748装甲步兵团在大阅兵后被裁撤,高台驻军成为了一段历史,

化干戈为玉帛是劝解争斗中的双方的,铸剑为犁是处于战乱中的人们对和平的企盼,高台用两千年的时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我们民族的幸运,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